纪录片导演郑琼花了六年时间拍摄的《出·路》颇像早期BBC的一部纪录片《56up》，连同最近阅读的美国J.D.万斯的个人传记《乡下人的悲歌》、学者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著作《文凭社会》，竟产生了奇妙的互文效应，这些词汇，“教育”“成就”“幸福”“阶层”等等，最终汇成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在《乡下人的悲歌》中，万斯觉得自己做过最棒的事，是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因为这是他13岁时根本无法想象的；而在《出·路》中，徐佳通过三次高考才“幸运”地踏入大学的校门；处于闭塞环境中的马百娟，最终不得不放弃还未完成的小学学业，以嫁人的方式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而袁晗寒在一直“无聊”的状态下选择辍学，放弃了外地孩子费尽心力可能都无法挤进的中央美院附中的机会。那么，教育能提供给我们一条出路吗？

一般来说，教育被视为一条能改变阶层命运、实现社会流动以达到社会平等的重要路径。现代教育系统和文凭制度肩负着精英的培养、筛选、招募的功能，教育也被逐渐塑造成为一个所谓的专业化过程。但在中国，近几年，“阶层固化”、“教育无用论”以及“寒门难出贵子”的言论越来越普遍。而相似的，学者兰德尔·柯林斯从大学教育不能帮助学生发展技能和提高能力的角度也认为，大学教育的投资获取的只是“符号效应”，而其本身并不能够带来更多的人力资本附加值。他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梳理美国的教育发展过程认为，“学校对于学习来说是个极其无效的存在”，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文化证书和社会流动的障碍，非但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反而是其障碍。除此之外，他认为，人们花钱接受教育并不是真的为了学什么，而是为了买一个更好的社会地位——一个闲职。文凭成为换取较优受雇机会和挑选较优职业条件的通货。（兰德尔·柯林斯，2018）那么，现代教育系统是否是无用的，是否成为社会精英再生产的工具和地位传递合法化的手段？

就中国而言，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虽然具体形式历经多变，但以高考分数为主要凭据录取学生的政策并没有多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一系列改革，一方面增加招生人数，开始采取收费政策，另外一方面也开始改革传统的高考招生制度，比如采用自主招生，各省自主命题等。尽管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这类改革客观上确实强化了那些来自中上层地位家庭孩子获得精英教育的优势，尤其对是否重点高中，是否获得高考特殊政策的照顾，以及进入到什么层次的大学作用明显，（吴晓刚，2016）但我们不能否认，以客观成绩为衡量标准，仍旧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方式。

如果我们回到中国更早的鼓吹“阶级出身”论的时代，我们会发现当时那种鄙视、蔑视知识的浓厚氛围造成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青年想通过读书博取社会地位的提升及发展个人事业的权利被剥夺了，通过“再教育”来划分阶层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导致独立、批判精神的丧失。而当下，尽管很多名校开始从客观成绩标准向主观个人评价方式转变，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精英教育的不平等，但事实上，通过奖学金等方式，是可以相对调节并维持社会的平等状态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回到过去以劳动表现或是家庭出身来筛选人才的话，势必造成更巨大的社会不公。除此之外，就柯林斯的观点来说，他所讲的闲职也更多的是针对文科教育而不适用于理工科。因为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理工科技能更多还是需要通过专业的学校教育方能获得。而且毕业之后的就业显然更多并不是“闲职”。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哪怕就科学技术本身，它也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会与“实验室”内外的诸多因素相互影响。

总体而言，大学教育一方面是技能和知识的积累，但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像袁晗寒那样，对自身的处境和生活状态有独立、反思的能力。正如郑琼所言，我们每个人处在不同的阶层，都有自己每天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离开哪里，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对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有觉察和反省，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除此之外，就教育本身而言，教育是不应该去选择对象的，不是说穷孩子给他这样一种教育，富孩子给他另外一种教育。事实上，如果学校更加多元化，有精英的孩子，也有来自贫困山区甚至残疾的孩子。那么，在这样多元的校园环境中，在找到各自出路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能探索出处于隔离状态的不同社会阶层沟通的途径与可能。